老百姓，尤其是那些老婆婆，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。
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，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，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的不满。
有的大声说：“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，赤化有什么可怕?这样下去，老子绿化也干！”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，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、促成“西安事变”的群众基础。
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，即通过南汉宸、汪锋、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。
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、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，与杨虎城谈判，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：第一，在共同抗日原则下，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，双方各守原防，互不侵犯，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，放空枪，打假仗，以应付环境。
第二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，设立电台，互通情报。
第三，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，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。
第四，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，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。
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，但又都不敢说出来，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高崇民到西安后，在张学良的示意下，才疏通了关系，消除了误会。
从此二人肝胆相照，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。
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，对蒋多次进行劝谏、苦谏和哭谏。
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，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：“是我服从你呢?还是你服从我?”1936年11月1日，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，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，杀气腾腾地说：“勾结日本者是汉奸，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！”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，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。
“剿共”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，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。
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。
他感到，如张学良、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，“剿共”大业将前功尽弃，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。
他决心继续推行“先安内后攘外”、“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”的政策。
他认为，红军残部窜至陕北，经过休整和补充，也不过3万人。
而他调集30万大军、200架飞机易如反掌。
他还拥有毒气弹，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。
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，到达蒙古沙漠地区，他再控制黄河，用兵围剿，红军插翅难逃。
到那时，红军让我收编，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。
至于张、杨二人，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。
如不听令，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，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。
主意已定，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，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。
他初到西安，为了摸清张、杨的底细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要张、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，游终南，然后听张、杨对“剿共”的意见。
这期间，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，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。
他说：“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，危害也最急，日本离我们很远，危害尚缓。
如果远近不分、缓急不辨，不积极剿共，而轻言抗日，便是是非不明、前后倒置，便不是革命。
那样在家是不孝，为国是不忠，不忠不孝，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。
国家有法律、纪律在，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。”
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，不愿与红军作战。
王曲训练团又是张、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，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，莫名其妙，十分气愤。
会场上顿时咳嗽声、跺脚声、用脚擦地声、低语声响成一片。
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。
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，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，就免了。
一散会，军官们便议论纷纷，有的说：“这算什么训话，简直是胡说八道!
”
有人说：“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。”
第二天安排讨论，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。
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：“我们亡省亡家，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，去打共产党，简直是放屁!
他讲这样的混账话，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，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，躺着出去!
”
蒋介石来西安之时，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。
他用分化收买惯技，解决了两广事变，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。
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，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，让全国上下为他祝寿，捐财、捐物，到处修建“中正堂”、“介寿祠”，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捐献。
当年，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，是“满天风雨会中州”，盛况空前，蒋介石与吴佩孚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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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大抗战拉开了幕布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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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一方面祝寿，另一方面会见各路诸侯，抓紧部署“剿共”。
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、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，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“剿匪”前敌总司令，下令扩建西安与兰州飞机场，准备容纳100架轰炸机对付红军。
这期间，他专程飞往太原，会见阎锡山，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，并让他们向傅作义、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、集中力量“剿匪”的方针。
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，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。
12月4日，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“剿共”。
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、陈诚、陈调元、蒋鼎文、卫立煌、陈继承、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。
与此同时，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，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(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)一批批飞到西安。
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，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，旅馆里塞满了人。
大饭店座无虚席，猜拳、打麻将声不绝于耳。
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，调情卖俏，异常活跃。
在“剿共”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，12月10日，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。
他声泪俱下，希望“委员长纳忠言，千秋万世留下美名。
否则，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，部下也不肯听命”。
蒋介石不但不听，反而拍桌大怒，一顿臭骂后，恶狠狠地走入内室。
张学良还不甘心，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，看看情形。
可蒋介石依然故我。
至此，张、杨感到光靠劝告、苦谏、哭谏已无济于事，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。
如不采取果断措施，便会丧失良机。
他们只好进行兵谏。
为了万无一失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。
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，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；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、特务、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，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。
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，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。
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，并开枪射击，双方展开激战。
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，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，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。
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。
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，以为红军来了，顾不上戴假牙，穿着睡衣、拖鞋就往外跑。
在翻墙时，由于过度紧张，跌进一个荆棘坑里，摔伤了腰部，掉了一只鞋。
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，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，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。
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，但衣服在，汽车也未开走，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，一边继续搜查。
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，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。
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，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，缩做一团。
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，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，一只光脚流着血。
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，立即赶来，叫蒋介石跟他们走。
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，便问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?”孙铭九说：“我们是东北军。”
蒋一听是东北军，便赖着不走。
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，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，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。
走到汽车边，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，死也不肯上车，并问：“张副司令在哪里?”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：“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。”
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。
与此同时，西安市内的中央军、警、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，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。
包围宾馆时，邵元冲跳窗逃跑，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，死在医院。
在集中点名时，独缺陈诚一人。
原来他身带处分张、杨的绝密文件，听到枪声后，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，用水冲下，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。